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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喜马拉雅地区包括横断山、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和兴都—库什山的东北部;东起中国西南部,经缅甸东北部、印度北部、不丹、尼泊尔、巴基斯坦北部,西至阿富汗东北部的瓦罕走廊;东西长约2500公里,南北宽200-300公里,总面积仅有157万平方公里,但全球8000米以上的高山仅有14座,这里就占10座,素有“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亚洲水塔”之称,构成地球上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  泛喜马拉雅是神奇的生物宝库,这里山高谷深、气候多变、环境复杂,植物多样性分化极为强烈,全球32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这里就占有3个。中国被称为“世界花园之母”,而众多著名花卉来自这里。这里的高山花卉堪称世界之最,如多姿多彩的杜鹃花、马先蒿、报春花、龙胆等大属的大部分种类在此生长。根据我们的初步数据,该地区植物物种数约2万,是欧洲的两倍,比美国和加拿大加起来还多。然而,这里大地震和泥石流频发;刀耕火种、过度采挖现象也很严重,生物多样性保护不容乐观。  19世纪,英国人在这一地区采集大量植物标本,存放于英国皇家植物园和博物馆。上世纪60年代后,日本人在尼泊尔、美国人在缅甸采集了大量植物标本。中国境内曾有3次大规模植物采集,分别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人在西藏、滇西北和川西进行的采集,上世纪30-40年代由中国植物分类学奠基人胡先骕组织的滇西北和川西采集,以及上世纪70-80年代进行的大规模青藏科考。  泛喜马拉雅地区虽有一些零散的区域性植物志书,包括19世纪80年代的《英属印度植物志》、上世纪80年代的《不丹植物志》和《巴基斯坦植物志》,国内则有1983-1987年的《西藏植物志》和1993-1994年的《横断山区维管植物》,但这些志书不仅零散,而且年代久远、水平高低不一,远不足以反映生物多样性的现状。近年,仅在喜马拉雅山东段考察和研究就发现200多个植物新物种。  《泛喜马拉雅植物志》在上述背景下启动,旨在充分利用现有标本和文献,开展重点地区和空白地区的补充考察和采集,进行总结、集成和提高,完成一部世界上内容最丰富、最有特色的自然地理区的植物志,为整个泛喜马拉雅地区生物多样性提供本底、濒危状况完整数据,为保护世界上最珍贵的生物多样性做出应有的贡献。  《泛喜马拉雅植物志》是植物学领域由中国主导的第一个重大国际合作项目,其规模之宏大、参与国家和地区的专家之多,创本领域国际纪录。我们不仅赢得泛喜马拉雅地区的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缅甸等专家的积极响应,而且吸引英、日、美等国的学者积极支持和参与,特别是国际著名生物学家雷文(P.Raven)积极为此项目出谋划策。  项目开展10年间,我们对该地区开展了15次大中型野外综合考察、400余次专科专属类的小型考察,采集植物标本9.3万份,拍摄植物照片10万张,获取了该地区珍贵的第一手植物本底资料。在此基础上,我们编著了8卷(册)的《泛喜马拉雅植物志》已由科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  《泛喜马拉雅植物志》与现有的植物志不同,除一般植物志内容外,还包括标本引证、分布地图、模式标本考证和讨论等,还应用了分子系统学、系统发生基因组学等研究方法和数据,居群生物学的理念和方法,以及统计分析方法,出版后立即受到国内外高度关注和评价。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亚平院士表示,《泛喜马拉雅植物志》把植物志的传统内容与生物学的最新发展和手段紧密结合,代表了植物志的国际最高水平。美国密苏里植物园伊萨(Ihsan Al-Shehbaz)博士是该项目组重要成员,他曾主持过北美植物志、中美洲植物志、南美洲植物志等十多部植物志中的十字花科的编研。但他认为自己主持编研的《泛喜马拉雅植物志》十字花科代表了他的最高学术水平,是他最满意的研究成果。  (作者为中科院院士、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泛喜马拉雅植物志》主编,被国际植物分类学会授予终身成就奖,即“恩格勒金质奖章”,是亚洲首位获此殊荣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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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改革开放之初的20世纪80年代,还是人类社会即将迈入智能化社会的当下,人才都是推动深圳特区发展的核心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深圳特区的发展史既是一部人才战略优化升级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人才政策的创新史。  创新发展人才先行  深圳特区建立之初,凭借着特有的政策先机,率先通过制度创新突破了传统单一的“统调统分”模式,通过多元化方式引进了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将工资优势、政策优势和思想解放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深圳特区的人才竞争优势开始转向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不断优化的人才政策以及独特的创新创业文化。凭借先发优势和人才优势,深圳打下了坚实的经济、社会和产业基础。进入21世纪后,深圳面临的产业转型升级需求不断增多,深圳的人才战略抓手开始转向深化改革、扩大规模以及提升质量,来自国内外的高层次人才开始不断增加。  此后,随着我国其他创新增长极的人才吸引力不断提升,深圳的人才比较优势面临着巨大挑战。为了进一步提高人才吸引力,深圳特区开始采用引育用留全程化、服务支撑系统化、创新创业高端化的人才战略抓手。  从深圳特区的人才战略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其人才战略存在着三条非常清晰的主线。  一是创新主线贯穿始终,无论是人才政策创新,还是组织和模式创新,深圳特区一直都在推陈出新。  二是环境不断优化升级,从以人才政策为代表的政策环境,到以宜居环境为代表的生态环境,再到以政务服务效率为代表的服务环境,无不在渐趋优化升级。  三是产业升级带动明显,深圳特区的人才升级与产业升级交互促进,实现了产业升级与人才层次同步提高的双重目标。  多方面完善人才战略  虽然深圳特区的人才发展战略为深圳特区四十年的发展成就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面对即将到来的产业和社会的转型升级需求,深圳特区的人才建设方面仍然有着提高空间。  首先,多层次人才生态体系的构建需要更多的高端人才。无论是代表科学技术领域最高层次人才的两院院士,还是通过国家和地方各类人才计划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或者是就职于高校、科研院所和高新技术企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这些领域的人才数量需要进一步增加,否则很难满足深圳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四大未来产业的人才需求。  其次,强化创新能力所需的立体式人才供给体系尚需完善。创新能力的强化需要立体式人才体系的支撑,从基础研究的高水平科学家到应用研究的工程师,再到试验开发的高技能人才,一方面可以依靠引进,但更多地需要具备本土培养能力。  再次,高层次平台的数量和质量亟待提高。无论是深圳本土的高层次大学,还是国家工程中心,或者是高水平的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平台,都还存在着巨大的提升空间。  此外,支撑深圳转型升级的人才发展环境仍需完善。要避免形成重引进、轻培养的人才环境,需要让深圳的人才格局向高层次跃升。  最后,需要形成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协同联动的创新人才培养格局。从基础教育看,不仅优质学位紧缺,而且尚未构建起完善的以创造性人才培养为导向的培养体系。从高等教育看,虽然已经通过直接建设、引进分校、联合办学等方式构建了自己初具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但是深圳本土并无一所大学进入“双一流大学”的建设行列。此外,还需要建立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协同培养创新人才方面的机制。  聚焦关键举措助推战略升级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特别是随着《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的颁布,深圳的城市发展定位已经在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的基础上迈向了一个新高度,进而对深圳的人才战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间接要求深圳能够不断升级其人才战略和抓手。  首先,坚持引进和本土培养并重的原则,大力提升高层次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应坚持海外引进为辅、本土培养为主的原则,结合深圳的未来产业发展需求,依托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平台打造融世界水平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创新创业创造团队于一体的高层次人才体系。  其次,进一步完善深圳的多层次人才生态体系。借鉴美国硅谷的成功经验,布局建设国际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同时,结合深圳的产业发展需求,大力发展应用型本科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提升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数量和质量,形成多层次的人才生态体系。  再次,营造并落实“宽容失败,勇于创新”的社会氛围。通过政府引导、媒体宣传等多元化渠道,构建崇尚科学技术和创新创业的社会环境,营造“追求卓越、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同时建立高质量、低成本、广覆盖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提高深圳的优质教育和医疗资源的均衡化水平,完善全口径的人才服务和保障体系,免除创新创业者的后顾之忧。  此外,构建特区人才政策与高效落实国家人才政策相结合的政策体系。在此前四十年的人才战略中,深圳利用特区之“特”,出台了很多独有的人才政策。后续应将特区的政策优势与高效落实国家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解决国家人才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切实保障深圳各类人才能够享受到国家和当地各项人才政策的红利。  最后,推动构建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新格局。鼓励高等院校按照自己的职能定位以及创新人才培养的科学规律培养各类拔尖创新人才,统筹规划升级中小学校的教育模式,完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体制机制和保障体系,打造符合深圳城市定位的创新人才培养试验区。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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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知识是人类对自然和社会规律认识的总和。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科技强国的根基。科技强国是现代化强国的应有之义。英国抓住第一次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机遇,迅速崛起为世界强国。德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家抓住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机遇,相继跻身世界强国行列。进入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工程、创新与创业深度融合、相互促进,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向纵深推进,一些重大科学发现和发明正在加速创造新产业、新业态。与此同时,人类经济社会系统运行发展越来越复杂和脆弱,各国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同时面临国际国内的双重挑战。现代化强国必须具有厚实的科学根基、强大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加快各领域科技创新,抓住全球科技竞争先机,是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出发点。  科学的范式和组织模式正在发生系统性改变  虽然各国建设科技强国的历史机遇和发展路径各不相同,但发展的内在逻辑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研发、产业及社会应用等不同创新单元的相互衔接、协同共进。大科学时代的科学、技术、工程、创新与创业相互渗透与融合发展,科学技术知识体系中各学科、各领域、各主体之间的广泛互动与深入交融,科学的范式和组织模式不断重构,交叉融合、跨界合作、产学研协同成为常态化趋势。创新链条环环相扣,任何一环都不能“掉链子”,任何重要创新主体都是分布式创新网络上的重要节点,任何重要领域的创新组织模式都会涉及跨学科、跨机构、跨平台、跨区域的协同。融合科学、会聚技术、系统工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创造性活动,都需要以系统性创新思维和自组织创新模式相结合的方式,促进科研机构与人员广泛交流合作、取长补短,推动不同学科相互交叉、融合与渗透,从而催生更多创造性、颠覆性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成果。  基础和应用研究是科技强国的根本,战略高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中高端产业是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的综合体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科技体制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不断增强,但尚未形成各类创新主体定位清晰、互促共进、有机衔接的现代化创新体系。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还未根本改观,科技成果向产品和市场的转移转化路径和通道还没有完全畅通,制约协同创新的瓶颈依然存在。要遵循科技发展规律,构建体系化、网络化的创新生态系统,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疏通基础、应用研究和产业化双向链接的快车道,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精准对接,加快科研成果从样品到产品再到商品的转化,走通从人才强、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等要求,这些“强国”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应有之义。其中科技强国是基础和核心,科技不强,系列领域只能说是“大国”而不是“强国”。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成为世界科技强国,是我国科技创新“三步走”战略目标,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高度契合。我们要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抓重大、抓尖端、抓基础,强化科技强国对现代化强国的战略支撑。从2018年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到2020年五部委《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六部委《新形势下加强基础研究若干重点举措》(以下简称《若干重点举措》)等系列政策,形成了“1+N”基础研究政策体系,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基础研究的源头供给和创新引领作用。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以技术引进为主走向自主创新发展之路,从低成本制造的竞争者上升到以创新为基础的竞争,迫切需要投资于创新,构建创新友好的市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要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战略任务:“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强化基础研究和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加强人才培养,激发科学家和企业家等微观主体创新活力。不仅要突出科技人员、科技经费、科技条件等硬实力指标,也需要不断优化以科技体制、科技治理、科研文化、科研生态等为重要支撑的科技创新“软环境”,提升创新体系效能,激发创新要素活力,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形成自主、协同、开放的科技创新体系和治理体系。  强化基础科学体系和基础技术体系战略支撑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期,我们既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又面临着差距拉大的严峻挑战。我国基础研究与科技创新已经进入从量的积累到质的跃升、从点的突破到系统提升的关键时期。个别处于领跑地位的研究多数是点上突破,一些“点”的突破正在连成“线”,尚未形成整体的学科领先和系统性的理论体系,特别是重大原创理论比较缺乏。未来我国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要实现质的跃升和系统突破,摆脱技术开发和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必须集聚整合更大范围的科技创新资源,融合解决创新链与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协同推进过程中涉及的科学、基础材料和器件、关键核心技术、工程技术等难题,强链补链固链。完善协同攻关机制,形成创新合力,打造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促进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人力资源、现代金融协同发展。  基础研究的根本使命是探索未知的科学规律,构建科学知识体系,其发展水平决定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深度和广度。没有高水平的基础研究持续支撑,就难以产生系统的核心技术体系。“中兴事件”以来,国际竞争新格局倒逼我国更加重视基础科学的发展,“卡脖子”问题鞭策我国更加重视发展应用基础研究,更加重视开发战略高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科技强国不仅高技术与产业发展要遥遥领先,更在于其牢牢地掌握着基础科学的最前沿。我国基础科学研究和战略产业发展存在“源头在外”“空心化”等问题,反映出基础研究薄弱、支撑不足的问题。无论是中国自身发展阶段实现从效率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新变化,还是国际经济科技竞争格局的新变化,都迫切需要强化基础科学体系和基础技术体系战略支撑。  重视面向需求的工程科技和共性技术研发  工程科技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战略产业是促进原创技术发展的重要载体。与基础研究不同,应用研究和共性技术研发具有明确的需求导向和鲜明的市场特征,依赖各类创新要素的集成和创新主体的协同。科学与技术、科技与产业是共生关系,有时候科学带动技术,有时候技术带动科学。纵观世界强国历史,科学强国、技术强国同时也是制造、贸易、经济、军事、教育等强国。  在“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发—产品开发”的技术创新链条中,我国工程技术研发聚焦产业发展瓶颈和需求不足,研究工作整体开放、协同与合作效能不强,研究成果碎片化,集成性不高,科技成果的转化能力薄弱。共性技术研发成为最薄弱环节,制约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发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的研究与成果产业化转化需要打通关卡、疏解通道、完善机制、形成规律。应强化产业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集合精锐力量,作出战略性安排。应持续梳理我国在战略技术体系和产业技术体系上存在的系统性差距,强化技术供给的战略导向、需求导向、问题导向、应用导向和目标导向,根据领域特征,由具有领先优势的企业或高校、院所牵头,组建国家工程实验室,产学研协同攻关,扭转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  加快完善创新友好的学术生态和科研环境  政府在科技强国建设中的基础性工作是改革科技创新体制机制,转变治理的理念和思路,营造良好文化氛围和科研环境。如同植物生长需要良好的土壤、清洁的水源等环境要素一样,科技创新也需要公正、和谐、健康、包容的学术生态和科研环境,促进科技人才充分发挥其才能。科技创新生态环境是科技创新活动赖以正常进行的一切环境要素的总和,其中特别重要的是科学精神和创新文化的滋养与扶持。科学研究需要弘扬科研诚信、质疑、批判、共享、协作、卓越、求真求实求是的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这些都是基础研究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我国高度重视学风建设和改善学术生态,但仍然存在科学研究自律规范不足、科技评价激励机制不完善、科研诚信与学术风气浮夸浮躁等突出问题,制约了科技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科技创新能力的系统提升。特别是对基础研究机构和人员的评价,过度强调成果数量和成果转化,使得科学家们更多关注短期效应而难以潜心开展原创性研究。《若干重点举措》提出对自由探索和颠覆性创新活动建立免责机制,宽容失败,有利于引导基础研究科研人员心无旁骛地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勇于挑战最前沿的科学问题,提出更多原创理论,作出更多原创发现。只有全方位优化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厚实科学精神和创新文化土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学术自主权,才能构建起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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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媒体报道,为降低臭氧污染,生态环境部部署在全国开展夏季(6月至9月)挥发性有机物(VOCs)治理攻坚行动。行动中,该部将通过卫星遥感手段开展重点区域甲醛、氮氧化物等臭氧前体物监测,筛选VOCs治理重点关注区域,并充分运用走航监测以及VOCs溯源分析等手段,确定重点控制的VOCs物质以及物种名录、行业名录、排放环节。  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污染防治是综合改善我国生态环境、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的关键。为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巩固生态环境治理的成果,生态环境部先后出台《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总体方案》《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用数据化决策思维再造环境治理,建立基于科技、创新模式的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打造坚实的生态环境新型基础设施。上述报道从一个侧面表明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环境监测、监管已经由传统基础设施建设阶段过渡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阶段。  生态环境基础设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支撑。在以5G、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引领下,信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必将融合发展为生态环境新型基础设施。  信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基础设施融合为生态环境新型基础设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领域:其一,面向全球气候变化的地基、空基监测设施体系,以及超算中心、数字地球系统模拟等软硬件基础设施,将对我国实现气候系统变化的监测与科学预测提供支撑。其二,实现大尺度的生态系统观测与研究网络功能,离不开生态环境监测设施和大数据中心设施等数字基础设施的有力支撑。其三,面向流域水环境质量监测与联合治理平台,也将成为实现生态治理的关键基础设施。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推动下,全国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将陆海统筹、天地一体、上下协同、信息共享,实现监测与监管的协同联动。例如,建立国家生存环境模拟系统,科学预测气候变化对我国不同区域的不同影响,把对主要自然灾害的模拟、预测和预警提高到新的水平。再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协同管理平台已取得初步成效,正在试点推广,未来必将大幅度提升生态环境的网格化数字治理能力与监管水平。  通过AI技术建立智能交通系统,可以减少空气污染,减轻自然灾害,优化循环利用废物;利用5G技术建立智能水供应管理系统,可以降低水文风险;利用数字孪生技术对灾害风险进行事前、事中和事后规划,可以有效提高产业发展的环评水平和环境恢复力。随着绿色发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生态环境新型基础设施还将与绿色产业深入融合,促进形成稳定达标排放,提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水平。为此,有必要推动传统生态环境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通过物联网、传感器等技术整合优化、改建新建设施,加强对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等污染源头的大气、水、土壤等要素的环境监测能力;同时,推动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大气环境质量自动监测及网格化管理平台等数字化生态环境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污染防治从末端治理前移到过程排查和源头防控。  未来,生态环境新型基础设施还将支撑我国智慧环保行业的发展。例如,借助物联网技术,把感应器和相关设备嵌入各种环境监控对象中,以云计算为支撑,将环保领域物联网整合起来,实现人类社会与环境系统的数字化协调共进。  守护碧水蓝天,生态环境新型基础设施大有可为。我们相信,通过重视、加强生态环境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绿色发展理念落实,提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水平,美丽中国建设目标一定能早日实现。  (作者:刘昌新,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田园,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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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春季,北极地区继2011年后再次形成臭氧洞。此次臭氧低值区域面积约600万平方公里,其中符合臭氧洞标准(臭氧浓度低于220个多布森单位)的面积超过100万平方公里,成为史上最大的北极臭氧洞。臭氧层保护的紧迫性再次引发人们的关注。  臭氧洞主要出现在极地地区。与南极每年春季都会出现臭氧洞相比,北极臭氧洞的出现频次非常少,规模也不及南极臭氧洞动辄超2000万平方公里。然而,由于北极周围地区人口相对稠密、人类活动活跃,当臭氧洞形成并维持时,可能侵入中高纬度造成严重影响。  1984年,英国科学家首次在南极上空发现臭氧层空洞。臭氧层位于距地面25—35公里的高空,臭氧洞并非真正的洞,而是指臭氧浓度显著低于周围臭氧层。低温、太阳辐射和臭氧损耗物质的存在,是臭氧洞出现的必要条件,存在于春季南北极的平流层地区。在距地面10—50公里的平流层,冬季盛行西风。强大的绕极西风将极区与中纬度地区隔离开,使得富含氧气的空气和热量均无法进入极区,形成了异常寒冷的极区平流层。在极低温条件下,极地平流层云形成,它在提供光化学反应界面的同时,吸附氯贮存物质。到早春时节,在太阳紫外线的照射下,极地平流层云表面的氯原子被分解出来,释放活性氯,进而引发光化学反应,侵蚀臭氧层,形成臭氧损耗和臭氧洞现象。  大气中约90%的臭氧处于臭氧层,另有10%左右位于近地面。近地面的臭氧是光化学烟雾主要组成部分,会诱发呼吸系统疾病,破坏植物。与之对比,臭氧层中的臭氧可以隔绝和吸收太阳辐射中危险的紫外线成分,让地球表面更安全。在地球漫长的历史中,得益于臭氧层的保护,生物从深海走向浅海和地球表面,演变出复杂多样的物种。然而,人类活动排放了大量含有卤族元素的化合物,包括作为制冷剂、发泡剂、喷雾剂和清洗剂的氟利昂和哈龙等物质。这些化合物随大气环流进入平流层,在紫外线的作用下形成臭氧损耗,破坏臭氧层的完整,进而影响地球的宜居性,对生物安全造成严重影响。  为应对臭氧损耗问题,国际社会于1987年签署了《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该协议得到了联合国各成员国的积极响应。然而,人类近百年排放至大气中的臭氧损耗物质不仅数量巨大,且生命期长达50—100年,减少过程极其缓慢。根据联合国环境署发布的最新臭氧层耗损科学评估报告,经过30年的努力,人类避免了严重的臭氧损耗危机。不过,要使南极臭氧洞恢复到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预计要到2060年之后,而恢复到上世纪60年代初的水平,则需要到2100年左右,保护臭氧层仍任重而道远。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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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从太空俯瞰,地球这颗蓝色星球是这样孤独。居于其上的人们,是我们目前所知的宇宙中的唯一智慧生命。今天,新冠病毒仍在肆虐,它是人类共同的敌人,不会因为国别或种族就对谁网开一面。在面对新冠病毒时,互相指责还是携手应对?本篇文章的三位作者分别是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NSSC)原主任,欧洲空间局(ESA)原局长和美国航空宇航局(NASA)原局长。他们希望通过太空对人类的启示,唤醒人类团结一致应对疫情的意识。同时,这些来自太空的启示,也是我们人类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实现自我可持续发展的最好的精神境界和参考坐标。三位作者经过讨论,将这个想法写成此文,其核心内容已在《自然》杂志上以通信形式发表。这里刊出的是他们全文的中文版。该文也将以英文、法文在不同的国际主流媒体上刊出。  近来,新冠病毒的疫情信息占据了所有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大量版面。一方面,我们不得不关心那些有我们亲属或者朋友的国家里新确诊病例的情况;另一方面,当看到数字仍在不断的增长或上下跳动的时候,就像是看到了那些病人正在哭泣和死亡。更有甚者,还有那些关于“甩锅”和相互攻击的负面消息。  曾几何时,我们都认为,当人类受到来自天外敌人攻击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团结一致和它们斗争。但是,现在我们面对新冠病毒这个突如其来的共同敌人的时候,我们却没有看见那种人类应该具有的、足够的、团结一致的精神,现实和理想似乎相差甚远。  那么,也许有人会问,那种理想中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呢?人类的精英阶层和领导人们是否都具有这样的精神境界呢?这里,我们想通过人类进入空间时代以来,从太空得到的三次启示做些探讨。  第一次启示,来自太空时代的开始阶段。当宇航员飞过110公里高的冯·卡门线,就真正进入了太空。他们看到了黑色的宇宙,布满繁星的银河系。他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具有曲率的地球边界和那一层薄薄的大气层。白云、海洋、山川、大地从脚下飞快地划过。他们惊叹人类的伟大,居然能够通过科学与技术使自己在如此高的高度上飞翔;同时他们也惊叹在浩瀚的大自然面前,人类是如此渺小,从太空中无法将他们分辨。在宏大的宇宙和自然中,人类不过是千万生灵中的一种而已。  凡是到过太空的宇航员,都曾讲述过他们对地球上那层薄薄的大气的怜悯心态——她如此之脆弱和易于被破坏。如果大气层被破坏殆尽,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将毁灭于太空辐射。从更为哲学的层面来讲,他们都不由自主地想到过人生、亲情、友谊,祖国,脚下的白云、蓝海、甚至黄色的沙漠都是那样的美丽,人类就是大地的孩子,无论如何都有义务和责任保护好地球环境,不容许把她毁掉。他们在任务结束回到地面上之后,大多自然而然地成了环境保护主义者、国际合作的推动者、可持续发展的倡议者和世界和平的使者。我们将这种情怀称为太空情怀。  第二次启示,来自于阿波罗计划宇航员的发现。人类在进入太空之后,必然会走得更远,并来到月球。在那个距离上,当他们回望地球的时候,得到了太空给人带来的第二次启示。正如阿波罗8号宇航员说的那句话:我们长途奔袭来到这里探索月球,但实际上我们发现的是我们的地球。那幅地球从月面上伴随着飞船的高度变化升起的景色已成为改变人类对地球认知的里程碑。在那个距离上,我们发现地球就是一个蓝色的行星,她在黑色的宇宙中孤独地旋转。在向着太阳那一面,蓝色的海洋以及白云点点;在背向太阳的一面,或许会有闪电和极光显现。从那里看去,地球如同金星、火星一样,就是一个天体,一颗行星;但她又是如此的特殊,水在地球上恰好能以液态形式存在,经过数十亿年孕育了生命,甚至智慧生命——我们人类。就我们所知,已经可以判定,人类就是太阳系中唯一的智慧生命。因此,肤色的不同、语言文化的差别都不能掩盖我们实际上就只有一个名字——人类。我们创造了如此辉煌的文明,我们有责任保护、发展并使其永续。正因为我们是太阳系中唯一的智慧生命,我们有义务探索、研究和保护太阳系,利用和开发其中的资源,享受其壮丽的景色。这种将地球作为一颗行星,站得更高想得更远的情怀,也可称之为行星情怀。  第三次启示来自于人类在20世纪90年代发现了第一颗系外行星之后。到目前为止,已经确认的系外行星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千颗。在太阳系之外,几乎每颗恒星都拥有一定数量的行星围绕其旋转。那么其中一定有表面存在液态水的类地行星,而其上是否有生命、甚至是否存在智慧生命就成了真正的科学命题。当我们面对地外文明的时候,他们的科技、文化和我有什么不同?我们应该如何与他们沟通呢?  来自于科幻的叙事设定,曾经把这些外来的文明描写为侵略性文明。他们到地球上来就是因为自己的能量不能满足需求,要来掠夺我们的资源。但实际情况大概率不会是这样的。首先,高度发展的文明是不会将自身生存的环境内的资源耗尽的。其次,宇宙中的物质和能量到处都是,用之不竭,他们也没有必要非要到如此平凡的太阳系来掠夺能量。如同我们渴望和他们交流的目的一样,他们一定是希望和我们交流对宇宙的认知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文化。因此,交流、沟通,相互学习与合作,将是未来人类与地外文明建立联系的主要目的。这就是太空给人类带来的第三次启示,也可称之为宇宙情怀。  太空情怀、行星情怀和宇宙情怀,都是太空为人类带来的启示,我们可以将其统称为太空情怀。  也许有人会问,只有那几百个宇航员才能具有太空情怀吗?只有那二十几个阿波罗宇航员才具有行星情怀吗?只有那些参与系外行星观测的天文学家才具有宇宙情怀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由于人类发明了文字,我们可以从那些宇航员们的文字中体会他们的感受——从“地球是圆的”到“蓝色弹珠”,已经有很多这样的描述。当然,如果是用自己的双眼现场看到那些景色,并亲身在太空经历过这些感受,一定会更加终身难忘。因此,我们非常支持各国政府发展太空事业,特别是那些航天大国应该发展载人航天活动,支持太空旅游事业的发展,让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亲身体验太空给人类带来的启示。  我们三位作者,来自地球上的三个大洲,说着三种语言,甚至代表了三种肤色,还分别是科学家、工程师和宇航员。正是因为上述的太空情怀,使我们成了朋友。我们都是地球这艘航船上的船员。我们想用我们的体验,再次向读者转达太空给人类带来的这三个重要启示。  今天,当人类真的面对我们共同的敌人——新冠病毒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些具有太空情怀的人,一定是能够团结一致,携起手来,共同面对病毒并协力战胜它的人。如果他们再向前走一步,就应该尽力借此机会,重新塑造这个世界,为人类创造一个更团结、更和谐和更美好的未来,使其能够可持续地不断发展,永续万代。  (作者:吴季,系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NSSC)原主任;让-雅克·多尔丹,系欧洲空间局(ESA)原局长;查尔斯·博尔登,系美国航空宇航局(NASA)原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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