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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延林(右一)指导学生分析钙钛矿晶体生长。宋延林课题组供图  转眼间2019年已经过半,对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宋延林来说,好消息还在不断涌现。从喷墨打印制备器件,到图案化光子晶体电池设计,再到柔性可穿戴钙钛矿电池应用,他所从事的钙钛矿电池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  近日,他带领的科研团队通过引入氟离子添加剂,印刷制备了一种新型导电高分子透明电极,并基于此成功制备了柔性钙钛矿太阳能电池(0.1cm2)和模组(25cm2),其光电转换效率突破19%和10%。相关成果发表于《焦耳》。  “近年来,钙钛矿电池发展迅速,科学家的一系列发现解决了深层次科学技术问题,提升了转化效率,让我们不断向发展高效稳定的太阳能电池迈进。”回首钙钛矿电池的十年发展,宋延林为科学家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  从液态到固态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博士胡笑添告诉《中国科学报》,进入中科院以来,研究钙钛矿电池的机理和制备工艺一直是他的中心课题。  据他介绍,钙钛矿电池中既没有钙元素,也没有钛元素,而是得名于其中的吸光层材料——一种钙钛矿型晶体结构。钙钛矿电池是以ABX3钙钛矿晶体结构的半导体材料制备的太阳能电池,其中A通常为有机阳离子,B为Pb离子,X为卤素元素。由于制备工艺简单和成本低廉,对于科学家而言,钙钛矿电池是目前最有前景的光电技术之一,更是所属太阳能电池中的佼佼者。  2009年,日本科学家TsutomuMiyasaka率先将钙钛矿材料用于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作为吸光材料,采用CH3NH3PbI3敏化TiO2阳光极和液态I3-/I-电解质获得了3.8%的光电转化效率。但是,这种材料不稳定,几分钟后即宣告失败。  2011年,韩国成均馆大学Nam-GyuPark课题组通过技术改进,将转化效率提高到了6.5%。然而,由于仍然采用液态电解质,导致材料不稳定,几分钟后效率便削减了80%。  “液态电解质的钙钛矿敏化太阳能电池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即液态电解质会溶解或者分解钙钛矿材料,可使电池在几分钟内失效。”胡笑添说。  能否找到一种新的电解质材料?为此,科学家不断扩大视野,创新性地将固态电解质作为空穴传输层。2012年牛津大学HenrySnaithHE和MikeLee课题组引入了空穴传输材料Spiro-OMeTA,实现了钙钛矿电池的固态化,转化效率接近10%。同时,该器件显示出极好的稳定性:未封装器件存放500小时后光伏性能未明显衰减。  至此,钙钛矿电池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不断刷新世界纪录  在层出不穷的钙钛矿电池相关研究中,科学家发现,钙钛矿不仅吸光性好,还是不错的电荷运输材料。为此,他们不断对钙钛矿材料和结构进行改善,以提高钙钛矿电池的光电转换率。  2012年,牛津大学HenrySnaith将电池中的TiO2用铝材(Al2O3)进行了代替,这样钙钛矿在电池片中就不仅是光的吸收层,也同样可作为传输电荷的半导体材料。由此,钙钛矿电池的转换效率一下攀升到15%。  鉴于钙钛矿在太阳能电池中的应用和电池效率快速提升,2013年12月20日,钙钛矿入选美国《科学》2013年十大科学突破。  “钙钛矿材料便宜、易于制备,已经取得15%的光电转换效率。虽然比目前商业化的硅基太阳能电池效率低,但是钙钛矿型材料太阳能电池效率提升迅速,它和其它类型太阳能电池集成以后可以捕捉和转换更宽光谱范围的太阳光。”《科学》杂志如此解释入选理由。  2015年,中国、日本、瑞士合作制得大面积(工作面积超过1cm2)钙钛矿型太阳能电池,使其首次可以与其他类型太阳能电池在同一标准下比较性能,15%的能量转化效率得到国际权威机构认证。2016年,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MichaelGr?覿tzel教授课题组进一步将认证效率提高至19.6%。  几年来,这一数据不断攀升。2018年,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游经碧课题组提出有机盐钝化钙钛矿表面缺陷的方法,先后研制出转换效率为23.3%、23.7%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连续两次作为世界纪录被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NREL)发表的BestResearchCellEfficiencies收录。  近期,钙钛矿电池的光电转化效率又得到提升。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生忠告诉《中国科学报》,今年4月,韩国化学技术研究所(KRICT)科学家利用溶液旋涂法制备出一种新型钙钛矿材料,创造了24.2%钙钛矿电池效率的新纪录。  “钙钛矿电池效率提升如此迅速,这在光伏研究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反映出钙钛矿材料在光电领域的巨大潜力。如果最终实现大规模产业化,必将是一个颠覆性材料。”刘生忠说。  机遇与挑战并存  短短10年内,钙钛矿电池的光电转换效率已从最初的3.8%提高到了24.2%。然而,钙钛矿电池的商业化之路仍面临着巨大挑战。  在刘生忠看来,器件的稳定性是首要考验。“钙钛矿薄膜易于受到水分、氧气、紫外光照等因素影响而引起薄膜降解,从而导致电池性能逐步衰退,而这需要改进电池封装、钙钛矿结构维度下降、增加疏水层等。”  同时,规模化制造工艺也需提上议程。刘生忠介绍,目前高效率的钙钛矿电池均是小面积尺寸(小于1cm2),不利于商业化生产,因此想要让钙钛矿电池走出实验室需发展大面积的规模化制造技术。  谈及未来发展,胡笑添认为,钙钛矿电池有望取代硅基电池进行大面积并网发电和分布式发电。钙钛矿还可以实现柔性可穿戴和半透明贴附,应用在未来智能器件和智能建筑、汽车等领域。  这一想法已得到了验证。宋延林告诉《中国科学报》,课题组针对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低温可溶液加工的特点,已发展了一系列柔性可穿戴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研究人员通过纳米组装—印刷方式制备蜂巢状纳米支架作为力学缓冲层和光学谐振腔,从而显著提高了柔性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光电转换效率和力学稳定性。同时,引入两亲性弹性结晶基质到钙钛矿前驱体溶液中,以解决钙钛矿晶体薄膜的脆性问题,实现了可穿戴模组。”宋延林说。  在他看来,钙钛矿相比传统硅基电池的应用更为广泛。虽然短时间内取代硅基电池进行规模发电还不太容易,但柔性和半透明等新应用方式可以扬长避短发挥钙钛矿电池的优点,有望最早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2019-07-15第7版能源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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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造福人类,科技创造未来。工程科技是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它源于生活需要,又归于生活之中。历史证明,工程科技创新驱动着历史车轮飞速旋转,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不竭动力源泉,推动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从游牧文明走向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走向信息化时代。  ——《让工程科技造福人类、创造未来——在2014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的主旨演讲》(2014年6月3日),《人民日报》2014年6月4日  学习札记  人类文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科技的发展,而科技发展史无数次证明,许多重大科学成果的产出,有赖于重大工程项目的投入,希格斯粒子和引力波的发现就是典型的例子。一个国家要想成为世界领先的强国,要想获得重大科学成果,必须要有新思想、新技术或新方法并将其落实为大项目。首先,大型科学工程可以有效激励国际合作,并通过国际合作分担经费,规避风险,提高本国的国际竞争水平,使项目在最高国际水平下开展。其次,在目前我国科研仪器还不能大量自给的情况下,大科学工程可以促使科研人员和企业开展世界领先的仪器、设备、技术的研发,促进科研仪器自主化进程。不仅如此,这些重大工程项目还有许多技术副产品,比如欧洲核子中心(CERN)发明了万维网技术,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的减震技术、激光技术和极低噪声技术用途也极为广泛。  未来30年将是我国科技发展的关键期,要从“追赶”成为“领先”,至少在部分领域需要发起一批标志性的科学工程,有一批重大科学成果,同时不缺席国际上的其他重大科学项目,共享其重大科学成果。  在人类科技文明的发展潮流中,中华民族应该有更大的贡献,要以遴选机制的优化促进工程科技发展,凭借求真务实的精神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靠创新前沿成果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领跑者,在世界历史的教科书上刻下更多中国人的名字。——王贻芳  王贻芳,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粒子物理实验的研究。  融会贯通  依靠科技力量推动经济发展是世界各国的共识,而工程科技一直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最近几十年,以工程科技为载体,人类获取知识、改造自然的速度远远超过以往,工程科技的飞速发展不仅为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便利,也赋予人们更宽广的想象空间。  中国工程科技的发展,历来在世界工程科技史中占据重要位置。尤其是近年来,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超级杂交稻、三峡工程、高速铁路、高性能计算机等工程科技领域的创新,在为中国发展注入强大动力的同时,也为世界工程科技增添了丰富的模板。在十九大报告中,现代工程技术创新与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共同成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内容。当前,中国正步入一个依托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爆发式增长期,对于工程科技的依赖也超出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中国迫切需要工程技术“精妙绝伦的设计”,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让中国技术和中国产品更具竞争力;迫切需要工程科技领域的不断创新,为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实体经济脱胎换骨保驾护航。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将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与国家发展和社会需求紧密结合起来,依靠一支高素质的拔尖创新型工程师队伍和工程科技创新力量,不断推出新工程、新技术、新产品,让工程带来更多福祉,用科技描绘更美好的未来。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2019-07-11第1版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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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米技术与传统的印刷术,似乎有些不搭界,然而,中科院化学所研究员宋延林开创性的研究让两者发生了关系。不同寻常的是,他“定义”的印刷,无需感光冲洗就可以打印制版;不用染料便可以印出绚丽图片;不必刻蚀也能轻松打印出电路板,整个过程中不产生废水废液,而且成本低廉……  加法印刷 不吃“别人嚼过的馍”  上世纪90年代,国内市场上几乎看不见国产品牌打印墨盒,核心技术被国外企业垄断,设备和耗材昂贵,让国内大多数企业望而却步。  “在中国创新创业,不仅是技术、商业问题,还要对整个社会和国家现状及发展态势有深刻理解。”宋延林指出,国家对环保、能源和生态等高度重视。2004年,在国家863计划支持下,宋延林开发出质量可与国外著名品牌媲美的墨盒和墨水,价格仅是其十分之一,生产过程完全绿色环保。  但是,宋延林清楚地认识到,将国外做出的东西实现国产化,是吃“别人嚼过的馍”。他要做独创的技术,从源头上杜绝传统印刷制版的污染问题。  2005年,他带领团队将目光锁定在纳米材料绿色制版技术上,通过创新提出领先、环保的“加法印刷”解决方案。  “整个印刷过程中,印版呈现印刷区(亲油墨)和非印刷区(亲水,不亲油墨)两种相反性质的区域。在亲水的版材上打印出纳米材料形成的亲油的图文区,通过两者之间的差异形成图文区和空白区,将原来的减法蚀刻工艺变为加法打印。”宋延林解释说。  “在版材生产技术上,采用纳米涂层取代原来电解氧化的过程,杜绝电解废液排放;在制版环节,用纳米材料打印制版代替曝光成像,根除感光废液排放;进一步用水性墨代替溶剂性墨,去除印刷产业链中80%以上污染。将来还会用纳米材料结构色消除染料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的污染。”宋延林指出。  神奇印刷 把“不可能”变为“我能够”  当一滴咖啡落到桌面,液滴边缘形成比中间区域颜色深得多的暗环,这种不均匀的沉积现象被称为“咖啡环效应”,这也正是困扰学术界和工业界多年的国际性难题。  宋延林常用一句话鞭策自身——要通过创新和坚持,把“不可能”变为“我能够”。经过大量的艰苦实验,宋延林带领团队能够操控组成墨滴的一个个纳米颗粒如同军队一样服从指令;让纳米颗粒像糖葫芦一样串成一条直线;让它们如立交桥一样三维立起。  宋延林团队能做到用25微米喷孔的打印机打出纳米精度的点,使绿色印刷技术能以更高精度印刷复杂的可穿戴电子器件。相关研究成果先后在《自然·通讯》《先进材料》等著名学术期刊发表,并被《自然》《科学》等作为研究亮点报道。  绿色印刷 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换代  “所有用户都希望拿到完整成熟的生产线,一按钮就能得到最具成本效益的产品,这对研究人员来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宋延林说。  宋延林至今记忆深刻,经过4年多艰苦摸索,2009年在一个简陋的地下室,他带领团队研制出纳米材料绿色制版的第一台样机。“在给出版社交付首批产品前夜,我们几个人熬了一个通宵,生怕出任何闪失。第二天捧着精美的印刷品,真是百感交集。”  如今,在北京的纳米绿色印刷产业化基地,不到3分钟,一张印版即被制成。宋延林表示:“相当于用数码照相机代替胶卷照相机,纳米材料绿色制版技术将所有信息在计算机里处理好,再通过打印直接得到印版,还可以在瓷砖、玻璃和丝绸等纺织面料上打印平面或立体图案。”  同时,宋延林还提出要推动印刷技术向“绿色化、功能化、立体化、器件化”发展。目前,从绿色印刷、印刷电子到3D打印的绿色印刷制造技术体系,已被纳入中国印刷业发展技术路线图。绿色制版和环保油墨技术销售到十余个国家和地区。  (原载于《科技日报》2019-07-08-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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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纳米管是一种潜力巨大的超级材料,是构建未来超强结构和碳基半导体器件的理想核心基础材料。将碳纳米管组装成宏观体(如纤维、薄膜和泡沫等)是实现碳纳米管宏量应用的重要途径之一。碳纳米管纤维是碳纳米管的一维连续组装体,其不仅可以单独使用,而且可以通过编织形成二维薄膜或者三维编织结构,成为最受关注的碳纳米管宏观体。近二十年来,人们致力于开发碳纳米管纤维连续纺丝工艺,揭示碳纳米管纤维的工艺-结构-性能关系,并且开发碳纳米管纤维的工程应用等。现有的大量研究已经表明,碳纳米管纤维在结构功能一体化复合材料、纤维状能源器件、人工肌肉以及轻质导电线缆等方面具有非常广泛的应用前景。然而遗憾的是,从纳米尺度的单根碳纳米管到宏观尺度的碳纳米管纤维,碳纳米管在力、电、热等性能上发挥的效率甚至不到10%,限制了碳纳米管纤维的工程化应用。理解和明晰碳纳米管纤维的工艺-结构-性能关系是进一步提升碳纳米管纤维性能的关键。   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李清文研究员团队自2007成立以来,在碳纳米管纤维领域开展了大量的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工作。近期,该团队应邀在AdvancedMaterials期刊撰写综述文章(DOI:10.1002/adma.201902028),系统回顾过去近二十年来人们在碳纳米管纤维基本物性研究方面开展的工作,并对碳纳米管纤维未来的发展关键做了展望。      1、碳纳米管纤维的发展历史   回顾碳纳米管纤维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我国在国际上较早开展碳纳米管纤维研究。2000年,法国科学家首次报道了通过湿法纺丝工艺,制备碳纳米管含量高达50%以上的连续纤维材料,拉开了碳纳米管纤维研究的序幕。2002年,清华大学吴德海教授团队和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P.M.Ajayan教授合作,首次报道了利用浮动化学气相沉积方法制备直径约为300至500微米的碳纳米管束,其长度达到20厘米;同年,清华大学范守善教授团队首次报道了从碳纳米管阵列拉丝制备碳纳米管纤维的方法;2004年,我国科学家李亚利教授在英国剑桥大学访学期间,与AlanWindle教授合作,实现了浮动催化化学气相沉积法连续制备碳纳米管纤维。期间,美国科学家报道了湿法制备纯碳纳米管纤维工艺。2018年,清华大学魏飞教授团队报道了厘米级碳纳米管管束,其强度达到80GPa。总体来看,自2000年左右科学家成功实现碳纳米管在宏观尺度的纤维组装后,碳纳米管纤维的研究迅速兴起,并在20年的发展中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碳纳米管纤维纺丝方法的探索阶段——基于凝固过程的湿法纺丝、利用碳纳米管垂直阵列的抽丝纺纱以及基于生长过程预形成碳纳米管凝胶的直接纺丝成为当前最主要的制备方法;(2)针对碳纳米管纤维宏量连续制备、基本性能提升以及功能特性开发的快速发展阶段;(3)当前碳纳米管纤维的发展已进入到产业应用的攻关阶段,如何啃下硬骨头需要科研工作者以及产业界的共同努力。       2、碳纳米管纤维的结构特征   基于不同的纺丝方法,碳纳米管纤维展现出极为丰富的组装结构。相比于其微观结构,碳纳米管在纤维中的取向度、紧密度、纠缠度,在纤维径向的分布差异,表面形貌等结构特性更加决定了纤维的宏观物性。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在改进纤维组装结构的基础上,对管间的力、电、热的传递进行有效调控,是提高纤维性能、充分发挥单根纳米管性能的关键所在。       3、碳纳米管纤维力、电、热性能的研究现状及面临的挑战   在该研究进展的综述中,作者分别对碳纳米管纤维的力、电、热性能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在力学性能方面,目前可以通过溶剂致密化、机械致密化、逐级牵伸、纤维内引入聚合物网络结构、管间诱导共价连接等方法实现纤维断裂强度和弹性模量的显著提升。另一方面,纤维内极为丰富的界面结构带来了多样化的能量耗散过程,使得碳纳米管纤维(以及薄膜和复合材料)展现出传统碳纤维所不具备的阻尼、蠕变等动态力学特性,实现了刚柔并济的双功能结合。此外,纤维的纱线结构以及独特的柔性,则在旋转驱动、生物电极等领域展现出独特的优势。   碳纳米管纤维还是优良的“导”体。在导电特性上,通过掺杂手段拓宽管间电子跃迁通道后,纤维在比电导率性能上有望超越金属导体的极限,在轻量化导线方向展现出发展优势;而通过与金属的复合,基于碳纳米管快速导热的性能,能够大幅度提高复合导体的极限载流能力,在未来超大电流的应用中有望取代传统金属导体。在导热特性上,由于独特的组装特性,纤维表面的热辐射尤为显著,导致在实际测量中表观热导率与实际热导率间存在巨大差异,并且前者随样品尺寸增加而快速发散。为此,除了优化纤维结构以改进管间声子输运之外,进一步发展测试方法也是碳纳米管纤维导热研究的重要内容。   在该综述中,作者分别对力、电、热性能相关的理论研究进行了介绍,指出未来纤维性能的进一步提高以及产业化实现的基础,依然在于对加工—结构—性能三者内在关系的深入认识。尽管碳纳米管纤维物性已有一系列突破、器件应用取得多项成功,从源头重新认知纤维的纺丝工艺过程依然显得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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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日,2019年国际智能计算机大会在深圳开幕。该大会由国际测试委员会主办,已成功举办五届,今年首次移师中国。3天的会期中,与会专家学者将重点关注智能计算前沿技术和相关产业应用。大会主席冯圣中表示,举办该大会有利于提升我国在智能计算机产业的影响力,建立起自主可控和开放产业的生态。  “其实超级计算机和智能计算机不一样。前者‘算得快’,后者则是‘算得巧’。超级计算是研究和应用人工智能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而人工智能也能促进超级计算融合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认为,未来人工智能需要的不仅仅是计算能力,还需要更复杂的硬件结构,可能会发明新的智能计算机,但至少20年内智能超算应是要高度重视的研究方向。  他强调,目前超级计算正面临70年未有之大变局,能效增长远远低于速度增长。未来十年是体系结构的黄金时期,可能出现一个全新计算机架构的“寒武纪大爆发”。“体系结构的改进能够极大提升能效增长,同时降低功耗。”对此他呼吁,“中国学者应该作出不愧于时代的贡献。”  与传统计算相比,智能计算有何不同?“智能计算是以智能驱动的计算,以实现智能化应用为目标,以智能计算机为基础,通过深度学习、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相互融合支撑的一种计算方式。”中科曙光高性能计算方案产品总监杜夏威介绍,在传统计算向智能计算的转变中,中科曙光以“强劲计算力、智能计算普惠化和全栈智能计算场景”为三大引擎发展智能计算,为用户提供“便捷、经济、全面”的智能计算资源。  当前,超级计算机正在快速进入智能化时代。据预测,到2022年,全球超级计算机市场有望较2017年的规模翻番,达到95亿美元。新的机遇之下,我国该如何抓住机会实现突破呢?  冯圣中表示,目前新一代智能超级计算机成为计算机产业国际竞争的标杆,它是实现科技创新的大国重器,是促进科技创新的重要信息基础设施。深圳也在加快布局下一代超级计算机,E级计算机有望2022年落户深圳。  “智能计算机是中国建立自主可控和开放产业的一个机会。”国际测试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詹剑锋博士认为,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下,自主可控和开放合作是发展科技产业的双翼,同等重要。自主可控让我们无后顾之忧;开放合作则允许我们充分开展全球分工与合作,获得竞争优势。  “我国在智能计算领域有一批和国际同行齐头并进的企业和研发机构,这是我们的优势。”他说。比如今年5月,由国际测试委员会发起的人工智能实验床“泰”已在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亮相。这个“床”可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评测、模拟、验证等提供统一平台。简单说,想知道AI技术怎么样,先在实验床上“跑一跑”,有啥能力就全都“摆”出来了。  然而,詹剑锋也特别指出,只有从源头或者主干开始的基础性技术创新才可能真正做到自主可控,并充分享有国际分工与合作的好处。“我国在产业基础上仍然存在显著不足,这迫切需要建立起有竞争力的应用科学技术体系。”他进一步阐释道,“只有改变评价体系,从机械地统计论文数目和引用转向重视从源头或者主干开始的基础性技术创新,改变头重脚轻的学科布局,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充分利用国际智力开展分工与合作,才能建立起该体系。”  (原载于《科技日报》2019-06-28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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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需求迫切,基础研究、技术开发的水平显著提升,人工智能较快发展。与此同时,治理方面的问题也随之出现。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治理原则》,以“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为主题,希望“负责任”贯穿人工智能的研发和应用,促进技术的健康发展。  近年来,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作为引领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影响社会生活、改变世界,在引发巨大变革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风险,人工智能该如何健康发展?  6月17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以下简称《治理原则》),提出了人工智能治理的框架和行动指南。这是我国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加强人工智能法律、伦理、社会问题研究,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一项重要成果。  治理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学界业界都在探索自律  “自2017年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发布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与各行业各领域的融合日益深入,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主任薛澜说,人工智能正在对政府管理经济模式、社会结构、国家安全甚至国际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治理方面的问题不断出现,引起了科技界、产业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很多国际组织、产业联盟和知名企业都在研究制定人工智能相关的准则,我国一些学术组织和产业联盟在这方面非常活跃,业界也在积极探索行业自律。”薛澜说。  为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成立,统筹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的相关工作,起草这份《治理原则》就是委员会今年的重点工作之一。  起草过程中,委员会注重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我们在网络上公开动员公众参与,形成了上百条重要建议。”薛澜说,委员会还多次召开有关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广泛凝聚了学界、业界和社会的共识。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委员曾毅介绍,目前全球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产业界机构已发布了超过40份人工智能准则,这些准则往往是在发布征求意见稿之后听取意见。“《治理原则》是在未发布任何内容的情况下,收集从业人员甚至普通用户对人工智能的期待和愿景,这是《治理原则》最主要的一个特点。”  “负责任”是主题,涵盖人工智能的基础研发到应用  “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成为《治理原则》的主题,在受访专家看来,“负责任”涵盖了人工智能的基础研发层到应用层,更应成为贯穿人工智能发展的一条主线。薛澜举例说:“比如我们提出的‘和谐友好’等原则,强调无论是人工智能提供的产品还是服务,都应该是负责任的、全面的,应以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为目标,应该符合人类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避免误用,禁止滥用、恶用。”  《治理原则》旨在更好协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关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可靠,推动经济、社会及生态可持续发展,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构成了《治理原则》的4个主要亮点。  更好协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关系,实现“双轮驱动”。上海大学教授、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委员李仁涵说:“人工智能是一个新生事物,发展还是第一位的。推动我国人工智能的发展,也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他认为,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应该及时纳入治理框架之中。科技部战略规划司副司长张旭表示,要平衡发展和治理的关系,对一些共性问题要加强标准和规范的制定,同时对于差异性的问题,要通过一些具体的规范把《治理原则》的内容更好纳入进来,使示范推广和产品应用更好结合,推动《治理原则》的落地。  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可靠,规避风险隐患。“人工智能的发展仍然存在技术和社会潜在影响的双重‘不确定性’,因此我们要对更高级的人工智能潜在风险持续地开展研究和预判,确保人工智能健康稳健发展。”曾毅指出,现在一些技术开发者没有经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通过创新为社会带来正面效应的同时,对相关的风险不重视或无意识,给社会带来了较大的隐患,希望《治理原则》的发布,推动“自适应”的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对全人类、全社会及自然生态有益的方向发展。“我们现在是把这些原则写在纸上,最终希望能写到每一个人工智能开发人员和使用者的心里。”他说。  推动经济、社会及生态可持续发展,促进包容共享。曾毅认为,人工智能作为一项使能技术,应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人工智能,更应该正视发展中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他说,“人工智能应积极促进绿色发展,符合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要求,同时在发展中缩小地域差距,提升弱势群体的适应性,努力消除数字鸿沟,这符合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现实需要。”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倡开放协作。“很多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人工智能可能也面临着不同的应用场景,这就需要在交流沟通的基础上开展合作研究和对话。”薛澜表示,只有在充分尊重各国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和实践的前提下,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国际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才能增进人类共同福祉。  人工智能治理原则,今后还将根据变化进行调整  《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9》显示,我国人工智能论文发表量全球领先,企业数量等多项指标居全球第二位。在李仁涵看来,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需求迫切,基础研究、技术开发的水平都有显著的提升,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我国人工智能的较快发展。  曾毅认为,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人工智能治理的能力和水平也在提升。“在数据隐私、安全治理方面,相关部门和全社会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他举例说,“以《治理原则》提出的‘个人数据授权撤销机制’来说,在全球来看也是非常领先的一个概念。这说明,我们一直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并且是以非常负责任的态度来推进的。”  “考虑到人工智能发展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要按照渐进性的思路推进人工智能的治理。”薛澜表示,《治理原则》是一份框架性文件,对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主要发挥宏观引导作用,今后还将根据形势的变化和需要,不断进行充实和调整。在薛澜看来,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基础性的工作,立法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发布的《治理原则》,也为今后的立法工作提供了重要基础。”他认为,人工智能发展非常快,而立法的周期较长,因此也很难只用法律框架来支撑人工智能的发展,“这就需要相关的原则准则、行业规范,包括从业者的自律,来协同推进其健康发展。”  数据来源:《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9》   报道链接:https://wap.peopleapp.com/article/4284537/4148009?from=tim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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