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分析白春礼:搞好科技创新 助力健康中国

  按照中央作出的顶层设计和重大战略部署,从国家层面、区域层面、机构层面和战略领域层面,加快构建我国面向未来发展的科技战略布局  人口健康始终是全球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医药创新是解决人口健康重大需求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我国医疗事业发展到今天,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  回顾改革开放走过的40年,我国科技创新是在过去基础差、底子薄、起点低的状况下发展起来的。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一步一个脚印稳步提升发展,很多领域进步迅速,我们为此感到自豪,也更加自信。当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我国科技创新仍然存在很多短板和不足,对此需要客观看待,既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  如何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是当前一个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建设科技强国作出全面部署。对科技界来说,首要任务就是把这些重大战略部署贯彻落实好。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按照中央作出的顶层设计和重大战略部署,从国家层面、区域层面、机构层面和战略领域层面,加快构建我国面向未来发展的科技战略布局。中科院将深入实施“率先行动”计划,确保早日实现“四个率先”目标。加快国家实验室建设步伐,打造一支面向未来、代表国家最高水平的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科创中心建设,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高地,引领带动我国科技创新发展;加快实施科技创新重大项目,发挥优势,补齐短板,着力解决好卡脖子关键科技问题,做好未来长远发展的科技战略储备。  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出台的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强化创新激励政策为抓手,加快建设适应未来发展要求的现代科技创新治理体系。树立正确的治理理念,理顺和规范现有的治理秩序,不断优化完善创新环境、激励政策、发展机制,积极改革探索开放合作、协同创新的研发组织模式,充分利用新的技术手段加快提升治理能力,在全社会形成鼓励创新、支持创新、参与创新的浓厚氛围。  近年来,人口健康领域持续产生重大突破。这些重大科学突破和医药健康技术发展,将极大提升人口健康的保障水平。我们要重视和加强人口健康研究和医药创新。加快推动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集中有限的科研资源,在国家重大科技部署中加强重点突破;在政策上进一步强化激励创新的导向,整合各类优质创新资源,积极探索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建设创新联合体的新路子,做强做优做大一批医药创新型企业。  人口健康是我院未来重点发展的战略领域之一。我们希望能够充分利用我院在这方面的研究基础、研究资源和研究成果,进一步加强与国内研发机构、大学、药企、医疗机构等的科技合作,联合承担重大科技项目、共建研发平台、联合培养创新人才,加快提升我国人口健康研究、医药创新和医疗器械自主研制的能力和水平,为建设“健康中国”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日前在医药创新与城市发展国际论坛、健康与发展中山论坛以及吴阶平医学奖颁奖大会上说

行业分析丁仲礼:用好的科研成果造福全社会

  “要以爱国主义的精神与奉献人类的情怀,去做好自己的工作,要将个体生命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曾这样勉励他的学生们。他所带领的民盟,盟员中拥有大学校(院)长168人,院士51人。5年来,有131位盟员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奖励,14人当选两院院士,16人担任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9人获得何梁何利基金奖等奖项。从科学家到大学校长,再到党派中央主席,丁仲礼将如何带领民盟发挥智力优势,肩负起新时代参政党的历史使命?我们对此进行了采访。  发挥智力优势开展社会服务  记者:民盟与教育界、科技界有着天然密切的联系,尤其是您的经历使得您带领民盟发挥这方面特色独具优势,在您上任之后,民盟在发挥党派特色,履行参政党社会服务职能上,开展了哪些工作,发挥了哪些作用?  丁仲礼:我们民盟盟员主要集中在文化、教育、科技界别中,在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等各项职能的同时,换届以来,我们还在以下几个方面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工作。  一是继续助推贵州毕节、河北广宗、四川遂宁、重庆彭水等地脱贫攻坚。在贵州毕节建立了民盟专家顾问组,在生态保护、山地旅游等方面开展调研和技术咨询;多地省市民盟组织在对口帮扶地区建立了专家工作站,开展了科技下乡活动。  二是继续做好“农村教育烛光行动”“黄丝带帮教行动”“明眸工程”等特色品牌活动,并致力于吸引、带动社会多方资源参与其中。  三是协调组织盟内医疗卫生界专家及社会力量,推动欠发达地区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多次开展“民盟名医大讲堂”活动,并组织发达地区知名医院中的民盟组织开展对口医疗帮扶。如在贵州建立黔西南名中医工作室,携手西门子医疗器械公司开展医疗设备捐助活动等。  四是积极开展教育扶贫。组织教育发达地区教师到贫困地区开展教师培训,贫困地区校长到东部地区跟岗锻炼,协调新东方教育集团等在毕节、广宗等地开展双师课堂教学,以及北京四中网校优质教育教学资源捐赠等活动。  关注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人民关心的实际问题  记者:在您担任民盟中央主席任上,在推进民盟自身建设方面,有哪些新的目标、新的任务?您将如何带领民盟,将科学研究中严谨务实求真的作风,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坚实力量?  丁仲礼:民盟的自身建设目标,说到底是要成为新时代合格的参政党,要在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坚持、发展、完善历史进程中,在协商民主的平台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上,能切实作出高质量、有水平的贡献,能真正达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要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坦率地讲,民盟同志要成为执政党的好同事是相对容易的,这只要我们有追随者、拥护者的身份自觉即可;要成为好帮手也可能不太难,因为我们参政的同志一般都在各级组织中扮演副手的角色,只要我们与执政党的同志坦诚相待,发挥好自身优势,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应该能起到好帮手的作用;这里最为困难的角色是好参谋,好参谋需要有眼光、有战略、有切实可行的设计与建议,而这些是我们“议政”之必需,同时也是我们的短板。自我接任民盟中央主席以来,深深感到在优秀人才主要集中在执政党的现状下,要把民盟建设成为合格的参政党,任务还十分艰巨。  好在民盟七十几年来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不少优良传统,比如“关注民生、奔走国是”“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不调查就不发言”等等,这些传统同我们民盟前辈中的很多人都经受过科学研究的严格训练,从而养成了求真务实的作风有关。对我来说,首要的任务是带领我们民盟中的骨干,努力把民盟老一辈的优良传统继承好,并发扬光大,紧扣国家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人民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做好调研,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从顶层设计入手发挥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充分认识创新是第一动力,提供高质量科技供给,着力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您认为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需从哪些方面着力?  丁仲礼:我国的科技创新体系可简单地分为公共财政资助为主的和民间投资为主的两大研发实体,仅从从业人员数量看,估计已经是全球第一了,因此,如何充分发挥其整体效能,服务国家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应该是当下值得深究的课题。  如果要从科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来提升我国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我个人认为应该主要在公共财政资助为主的国立研究体系改革上做文章。这个体系可进一步分为五大方面军,一是高校系统,二是国防科研系统,三是国企研发机构,四是部委的研发机构(包括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中国科学院),五是各省市地方的科研单位及科技服务系统。从国家统筹的角度出发,我个人认为首先应该明确两件事,一是各个方面军的主体定位和核心使命,二是国家作为资助人,如何对各个方面军做定期考核和评价。  毋庸讳言,目前这五大方面军之间的连接是不够紧密的,甚至存在各自为政、包打天下的现象,这同我们顶层设计做得不够到位有关。当然顶层设计也必须同具体操作层面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比如说在科学前沿上的自由探索,就应该以水平较高的研究型大学为主,再加上中国科学院内基础性特别强的一部分研究所,而一般性大学和部委的研究机构,应该更多地把力量放在技术研发领域上,放在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贡献上,如果要做出这样的调整,公共财政的资助体系就必须与之配套。  提升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需要从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上做好文章,同时又要避免行政力量过多干预科研工作的现象出现。  创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  记者:人才培养也需与时俱进,您认为当下培养创新型人才、建设科技人才队伍,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丁仲礼:这个问题,社会各界已经讨论很多,概括起来,还是有利于人才成长,有利于专心致研的环境建设问题。所谓环境,又可以简单地分为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我们在科研的制度环境建设上确实还有不少事情要做,比如大家经常谈到的评价体系问题。评价代表了激励,代表了价值取向,的确是基础性的制度安排。现在我们的评价体系有些偏颇,一方面有激励短平快成果产出的倾向,另一方面有重数量而轻质量的倾向,这就不利于年轻科技人才瞄准重大科学问题,去进入“无人区”做探索,当然真正意义上的原创性成果或从零到一的成果就很难产出。  制度环境还牵涉到不少操作层面的具体规定与做法。比如说我们的资助体系就有不少问题,很突出的一点是经常性经费与竞争性经费的比例。经常性经费代表了稳定资助,竞争性经费需要争取。目前,对许多科研人员来说,经常性经费太低,这就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去争取经费,专心于研究的条件就不存在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在具体做法上有不少地方需要做出改变,甚至是颠覆性的改变。  说到文化环境,这需要科学共同体来共同建设,根本还是在科学品位、科学眼光上形成“往上走”的氛围,而不是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只有浸润在一个高品位的共同体中,创新人才才能真正涌现。  科学家要以科研成果报效祖国  记者:光明日报始终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您从科学家到党派主席,如何理解知识分子、特别是科学家承担的社会责任?在这方面,对年轻的科研工作者,您有哪些建议和嘱托?  丁仲礼:具体到知识分子群体中的科学家,其主要的社会责任,无疑在于如何以其科研成果报效社会。科学是无国界的,这意味着好的科学研究成果是可以造福全人类的,能做到这一点,当然是科学家的最大幸福。我们同时又说,科学家是有祖国的,这又意味着科学家需要为其祖国承担应有的责任,这对科技水平相对较低,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来说,更是如此。  我们还应看到,国家与国家之间,或国家集团之间,是有竞争的,这种竞争有时候甚至是非常残酷的,而其竞争的核心战场又在科技上,这就更进一步说明科学家的一个重要社会责任是提升其所服务国家的整体竞争力。我个人认为,对我们这样的在西方国家眼里比较“另类”的国家来说,我们的科学家更应该勇敢地承担起这样的社会责任,由此来证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优秀。  年轻人永远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对我们这样科技实力还不够强大的国家来说,对年轻科技人才的希望就会更加殷切。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对青年科技人才的整体支持还不够大,对这个庞大群体的成长还需要做不少“雪中送炭”式的工作,但不管如何,国家对科技的重视、对青年科技人才的重视正在逐步提升,因此希望年轻人能站在历史的高度明白自己的社会责任,能为我们国家的科技实力实现历史性跨越作出贡献。

行业分析加拿大力争在人工智能全球竞赛中占据一席之地

  最近Canoe网站刊登了记者格兰尼(EmmaGraney)写的一篇报道。格兰妮曾访问中国,探求中国迅速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情况,以及加拿大如何提高竞争力。她采访了加拿大先进技术研究院人工智能项目负责人斯特罗姆(ElissaStrome)、阿尔伯塔大学人工智能专家谢弗(Schaeffer)、APrivacy公司首席执行官简诺特(CedricJeannot)和阿尔伯塔大学中国学院院长侯秉东(GordonHoulden)。格兰妮的报道得到亚太基金会奖学金资助。加拿大的远见  斯特罗姆认为,虽然加拿大的经济规模较小,但在人工智能方面却很先进,这得益于30年前的投资。1982年,加拿大组建先进技术研究院,设立人工智能、机器人和社会(artificialintelligence,roboticsandsociety)研究项目,这为人工智能突破性研究打下基础。加拿大人今天看到的基于人工智能的产品和服务――语音识别、机器翻译、目标识别等,都是基于此研究项目。加早期对人工智能的兴趣使大学能够吸引最优秀研究人员和学生,并在全国各地建立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使加人工智能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追赶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很迅猛。加拿大从事数据安全领域的初创企业APrivacy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简诺特(CedricJeannot)解释了为什么他的公司选择在中国香港开业。他认为,中国有很多科技园区、孵化器和创客空间,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好的环境。园区里汇聚了很多类似公司,形成了一个很好创业生态系统。  斯特罗姆在谈到中国市场空间时,提及中国推动创新,不断探索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领域,开发加拿大无法做到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服务。  谢弗说,美国曾经是世界科学中心,但很明显,中国将接过这一领导角色。中国在世界科学发展中日益发挥领导作用,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有灵活研发经费支持机制。而在北美,研发经费拨款制度非常官僚。加拿大如何应对  当中国紧盯西方,承诺到2030年成为人工智能研究领域领军者时,加拿大能做些什么呢?  “很明显,我们无法与中国竞争,”斯特罗姆说,“我们是一个小国,我们的人口和GDP都很小。因此加拿大必须面对现实。”  谢弗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我们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四面开花,也许我们只需要在一些领域进行关键的战略投资,并在这些领域取得全球主导地位。”他还认为,相比中国或美国的创业环境,加拿大表现落后,没有把高质量的研究转化为经济价值,创建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科技巨头公司。政府在对人工智能研究方面的投资很有意义,但需要通过同私营部门合作,帮助这些研究产生更大经济价值。  简诺特表示,加拿大虽然有很多有能力的人、很多优秀的企业,但缺乏资金仍是一个很大问题。当被问及政府能做些什么来支持人工智能行业时,他认为是“加大对企业家的投资”。合作的力量  受访人都表示,无论加拿大如何努力保持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地位,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合作。  斯特罗姆说:“从历史上看,我们与中国的合作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记录,但我们可能有机会加强合作。”  侯秉东总体上支持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认为不同中国开展人工智能合作的想法是不合理的。人工智能不仅是安全与监控,还应包括智能交通、智慧城市等广阔领域,同中国合作空间很大。  简诺特表示,希望看到加拿大对更广阔的亚洲地区产生更多兴趣。  谢弗说,目前中国与阿尔伯塔大学的合作证明,中国愿意合作,更愿意提供资金支持。为了应对中国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谢弗称,我们必须准备好进行有针对性的投资,尽力应对中国在研发经费拨款方面的灵活性。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

行业分析IBM展示2018年人工智能研究进展并预测未来趋势

  近日,IBM在网上展示了其2018年在人工智能(AI)领域取得的进展,并预测了未来AI发展的3个主要趋势。IBM从其全球12个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和科学家撰写的AI论文中选出100篇集成论文集,从AI的技术发展、技术应用以及增进对AI的信任等方面展示了所取得的多项进展。  语音识别方面,IBM开发的AI系统不仅能回答简单的问题,而且能够理解对话人之间的争论;图像识别方面,开发出一种新型学习方法,不再需要学习成千上万的标记图像,仅需要少量的示例,就能准确识别图像;通过一种首创的架构和算法实现机器的交互学习,两个AI系统间能够相互教学并开展合作,进一步提高了AI的学习效率;在回答开发式问题方面,采用一种新的方法,可以跨段落重新排列和组织材料,以生成更为准确的答案。消除AI偏见方面,提高算法的透明性方面也取得了许多进步,包括打破算法“黑箱”、增强神经网络抵御攻击的能力等。涉及AI技术本身的进展包括,通过采用新的方法提高深度神经网络学习训练的效率,加快深度神经网络推理速度,减少设计神经网络的工作量等。  在回顾进展的基础上,IBM还预测了未来AI发展的3个趋势。  一是人工智能由相关性分析向因果关系的推理转变。2019年,因果期望建模技术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传统的人工智能基本上都是基于相关性分析而缺乏对因果关系的深刻理解。新的因果推理方法能够从数据中推断出因果关系并有效进行检验,从而做出更好的决策。  二是开发值得信任的人工智能将成为研究的焦点。为应对AI对伦理道德的冲击,许多机构已通过建立道德咨询委员会来应对数据泄露、消费者隐私保护等方面的问题;研究方面,加大了对算法公平性、可解释性、稳健性等有助于增加对AI信任度的研发投入;应用方面,强调更多地部署有助于增进社会福利的人工智能。在2019年,这些努力方向将成为企业构建、培训和部署AI技术的核心。  三是量子科技与AI的结合。量子计算的发展将为AI提供助力,量子计算为提高运算速度和运算效率满足大规模运算的要求提供了新的可能。目前,已有数千家企业接入IBM的量子云计算服务。随着人工智能问题复杂性的不断提升,量子计算可能会改变我们处理AI计算任务的方式。

行业分析搭建产业共性技术创新平台,支撑“5+1”重点产业发展――2018年四川省新增34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为深入贯彻落实四川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加快围绕“5+1”重点产业布局建设一批产业技术创新平台,为“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发展战略,加快培育四川省五大万亿产业提供科技支撑。2018年,按照《四川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管理办法》(川科高〔2017〕37号)规定程序和要求,依托相关产学研单位新建34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在电子信息产业领域,布局建设“四川省大数据智能建模与分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四川省电子病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5家;在先进材料产业领域,布局建设“四川省先进航空发动机用高温复合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四川省氧化锆精细陶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7家;在装备制造产业领域,布局建设“四川省航空智能制造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四川省智能拖拉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6家;在食品饮料产业领域,布局建设“四川省休闲糖果糕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四川省花椒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3家;在能源化工产业领域,布局建设“四川省特种工装印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四川省变压吸附气体分离净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4家;在新兴产业领域,布局建设“四川省新能源汽车驱动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四川省小分子药物精准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9家。  四川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针对行业、领域发展中的重大关键性、基础性和共性技术问题,以研发突破关键技术推动传统产业技术升级,持续不断地将具有重要应用前景的科研成果进行系统化、配套化和工程化研究开发,为适合企业规模生产提供成熟配套的技术工艺和技术装备,大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为提升四川省“5+1”重点产业和市(州)重点布局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供有力支撑。

行业分析【中国科学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新一代数学家正在崛起

  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数学院”),各个研究方向的新一代数学家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正在崛起。他们活跃在国际最前沿,正在完成从跟随者到引领者的转变。  “璀璨团队”  “偏微分方程卓越创新国际团队”璀璨闪耀,这里集聚了该领域最优秀的青年人才,他们共同攻关流体力学方程(纳维—斯托克斯方程)中的重大难题。  流体力学中的数学问题是当代数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其中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式被视为是了解难以捉摸的力学湍流现象的第一步,该方程解的整体正则性也是美国克雷数学研究所在2000年提出的7个千禧年大奖难题中的问题之一。  张平研究员在不可压缩纳维—斯托克斯方程的适定性和正则性准则、非线性薛定谔方程的半经典极限等著名数学问题上开展了系统研究,取得了国际领先的成果,相关工作在国内外被广泛引用,并引发了大量后继研究工作。2011年,张平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2005年,美国纽约大学库朗研究所以高薪邀请张平访问该所两年,并希望他入职库朗研究所担任副教授。但张平考虑到数学院学科建设的需要,以及在国内的工作刚刚起步,拒绝了这份难得的入职邀请,并在两年访问结束后如期回国。  与张平并肩作战的还有数学院研究员黄飞敏,他与合作者证明了在黎曼解情形下,波兹曼方程到可压缩欧拉方程的流体动力学极限,被国际同行认为“在这个众所周知的难题中,取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展”。  2003年,年仅31岁的黄飞敏就完满解决了35年来悬而未决的等温气体动力学弱解的整体存在性问题,从助理研究员破格提升为正研究员。次年,这项成果获得了美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2004年度杰出论文奖,这是中国科学家第一次获得该奖项。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数学院在科研人员晋升和考核中从不论资排辈,主要参考国际同行的意见,考虑科研人员研究方向的学术意义和发展前景。数学院每年进行的成果评价不看发表论文数量、承担项目数量、头衔和奖项,针对不同学科方向,只重视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和影响。  这也是吸引张平回国,以及黄飞敏等一批杰出青年人才迅速在国际上崭露头角的重要原因。  2017年,数学院在接受国际评估时,九位著名数学家(其中六位是欧美科学院院士)组成的专家组,对数学院作出了高度评价:“世界一流数学与数学科学中心之一”“在基础数学、应用数学与数学交叉方面都有高水平的研究人员”。  “新成果新突破”  历经20年发展,数学院已经成为国内乃至世界上数学分支最齐全的研究机构,使其具备组织高水平前沿交叉研究团队的坚实基础,可对数学中一些跨学科的重大难题发起攻关。  目前,数学院通过各个学科的交叉融合,形成了综合实力强、在国内领先、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若干研究团队,已经承担了8个基金委优秀群体项目。  现任数学机械化重点实验室主任的高小山,被数学机械化研究的开创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文俊称为数学机械化研究的学术带头人,在36岁时就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他与合作者提出了“消点法”,首次实现了自动生成几何定理可读证明,被著名学者称为几何自动推理领域的“主要成就”与“里程碑”。他还带领研究生,将数学机械化核心理论推广到微分/差分情形,将数学机械方法由定理机器证明开拓到自动作图新方向并得到重要应用。  数学院研究员汪寿阳基于多目标决策的权衡分析,提出了解决多派冲突的分析方法。国外环境专家给予了高度评价:“它可被用来形成国际环境谈判的一个平台,在众多的冲突方法中,外国专家选择了他的方法作为主要方法去解决实际问题,是很说明问题的。”他提出的不少政策建议被中央政府所采纳,成为了政府的政策。近年来,他又带领团队,建立了区间数据建模理论与分析方法新方向,并应用于我国国际收支风险预警和决策支持。  巩馥洲研究员与人合作证明了与弦论的统计物理密切相关的环路空间上加权一阶Sobolev空间的Poincaré不等式与带位势项的Log—Sobolev不等式,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L.Gross称为“激动人心的发展”“这一长时间阻碍解决的问题,最近被最终解决”;张纪峰研究员与合作者一起开启了集值系统的参数辨识与适应控制研究,相关成果被意大利控制系统学会前主席Vicino教授等称为是“先驱性工作(pioneeringwork)”“种子论文(seminalpaper)”;戴彧虹研究员和中国科学院院士袁亚湘提出一个新的非线性共轭梯度法,已被国际同行广泛称为Dai-Yuan方法;明平兵研究员提出了一种新的跨尺度杂交耦合方法,证明了其稳定性并得到了最优收敛阶,是第一个被严格证明稳定性的三维多尺度耦合方法……  优秀人才的成长、重大成果的突破,背后是数学院“服务科研以人为本”的管理体制,以及符合数学学科规律的成长环境。一位科研人员向记者提到了一个细节,他们从不会被跑经费、争项目等“杂事琐事”占用太多时间,数学院会解决所有“后顾之忧”,而他本人只需在必须露面的场合出现即可。  “心无旁骛,没有任何外在压力,所有的压力来自热爱和内在驱动。”这是数学院科研人员和学生的共同感受。也正是这份潜心和内在驱动力,使他们在不急不躁中创造着奇迹。  人才的“离骚”  数学被认为是年轻人的事业,在今天的数学院里,涌现出了一大批很有潜力的青年学者以及优秀学子,他们继承老一辈数学家的精神和传统,跟随师长的步伐,延续着数学院的传奇,在国际舞台上唱响“中国数学之声”。  两年前,数学院计算数学与科学工程计算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常向科在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数学与统计系结束博士后学习,毫不犹豫地又回到了这个熟悉并热爱的地方,亦如当年坚定地选择到数学院读博士一样。  如今,他所从事的可积系统与相关领域的交叉研究初见起色。最近他与合作者的一项工作获得国际顶级数学物理期刊《数学物理通讯》审稿人的高度评价——“第一流的工作”“真正的新思路”。  青年研究员万昕在Kato、张伟等知名学者先后证明了正规情形下秩为0与1时的BSD公式后,潜心研究,证明了更为一般的非正规情形下秩为0与1时的BSD公式,被法国学者称为是这一重大数学问题发展历程中的“皇冠性成果”。  二十载风雨兼程,诸多数学成果举世瞩目,数学院开始思考如何培养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数学家,并有了一系列的举措。  从本科教育抓起的“华罗庚科技英才班”,数学院与中国科大、山东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大连理工大学合办各具特色的“华罗庚班”,提高学生对数学研究的兴趣,也为数学院输送了高水平研究生,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的一流科学家和杰出人才。  数学院在全国率先提出了数学学科学位对发表论文数不做具体要求的规定,引导学生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原创性大、涉及面广泛的大问题,避免急功近利。每年数学院院长特别奖获得者中,都有研究工作十分优秀而没有正式发表论文的同学。  此外,他们还用心遴选研究生和青年学者赴国际一流高校和研究机构访学,让他们开阔眼界,尽快开展世界最前沿领域的研究……  在一位数学家看来,有影响力的数学家不仅要有扎实的学问,更要有深厚的学术思想。数学院作为中国数学最高学术和教育殿堂,有责任也有能力担此重任。  在中国数学的天空中,数学院是一颗耀眼的“明星”。20岁的数学院正年轻,一群年轻的数学痴迷者在这个被称为“数学的乐园”中从事着年轻的科学事业,他们朝气蓬勃地走向未来,走向从未有过的高度。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2018-12-25第5版大学周刊)